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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節錄自王世宗教授《真理論述——文明歷史的哲學啟示》第三章〈真理的性質及其體現〉)　　真理既非相對的，當然真理絕非中庸之道（或中道）[1]，此即是說——或說——中庸之道不是中間路線，蓋中庸之道若與「執中而行」（middle way/path）無涉，而為真理正道，則實不必名之曰中庸，逕稱之為真理即可[2]。中庸相對於偏激，然偏激之為惡乃因其為錯誤，而非因其固執一方，擇善固執是理想的表現，此為良善而非邪惡，故非偏激[3]；如此，中庸理應是反對邪惡的正道，不是相對比較之下的「適當」立場，然正道、真理、理想等說皆明白表示堅持絕對性（極致），中庸之說卻常淪為折衷取向，而「中庸」的美名（‘golden mean’）也不能指示正確的方向（反而使人自欺欺人）[4]，這一方面是理解者的錯誤，另一方面卻是此說本身確有「溫和寬容」的鄉愿態度，何況此二方面是不可能真正區隔的（中庸之說出於主張中庸之道者）。即便中庸為正確的思想，中庸之道也不具普遍性或全面的可行性，這是因為並非所有可貴的理念和價值皆能從兩極之中求得；亞理斯多德以「勇敢」為介於「怯懦」與「頑強」之間的中道，以「慷慨」為介於「吝嗇」與「浪費」之間的中道[5]，這似乎言之成理，但若依此理則「凡夫」豈不成為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之中道，而「完美」、「誠實」、「成仁取義」等事皆成極端或偏執而不足為訓。在中庸的觀念下，所謂「天人合一」殆為「天人各半的整合」，而非「轉化人性為天性的真理追求」，其實則中庸論者多不評述天人之際的問題，而多就人事現象發言，故富於「和事佬」的論調；亞氏雖強調中庸不是「正中央」，而可能為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，然這只有證明中庸可能左右搖擺而無確定方向，一點不能進一步說明真理的意涵[6]。事實上，中庸畢竟不可能為中道，號稱兼重經驗與理性者必是經驗主義者，號稱物質與心靈同等重要者必為物質主義者，兼顧科學與人文價值者終是科學主義者（社會科學的知識觀念是科學性的），尋求信與不信折衷者必成不信者（半信半疑乃是不信，而宗教寬容政策乃是無神信仰的立場），伊拉斯莫斯與路德辯論自由意志問題而敗陣，其因即是伊氏企圖兼採自由意志與神命之說而終究承認上帝為主（伊氏為基督徒故爾），可見中庸之名只是謊言空說，不論其是否為善意。總之，若中庸確實意謂真理，則真理不必二名，且中庸一詞易生誤解，實應捨棄；但其實中庸之說是對真理認識不清或難以堅持者的用詞，它在史上的意涵確為不正，而因其號稱追求真理，流弊極深，亟待矯正。中庸之說在東西文明中均是重要的真理論述（連基督教神學都有此主張），因此其蒙蔽人心的害處尤其嚴重，誤信者常以為它是聖人共尊的普世義理。羅馬詩人歐維德（Ovid）說中間路線是「最安全」的選擇[7]，這個說法猶較哲學家亞理斯多德以中庸為正道的理論，更為坦誠而有眼光。中庸之道是對於處在中下層次的人有效的上進方法，但它絕非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真理，因為它只能適用於觀念錯誤的偏激者。論者若以為中庸之說至少可以減少罪惡，應有其價值，然其說亦使資質較優者怠惰消沈而不知長進（「退一步海闊天空」），它為害的程度絕不低於其嘉惠之處，何況以真理為念則將更覺此「似是而非」之論實有「顛倒是非」之惡，殊不可留。中庸之道是折衷主義（eclecticism），它參考現存（他人）的思想而做出自以為「截長補短」的適當整合，這雖較不加思索而一概混合的綜合主義（syncretism）稍微好一些，但它終究不做嚴格的批判（表面上積極其實怠惰），卻擺出一副歷盡滄桑而終有所悟的樣子，其誤導性——尤其對於初學者而言——更甚於胡言亂語，雖非邪魔，卻是歪道（豈為中道）。

[1] 《大學》有謂「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」（〈釋新民〉），這是說君子有絕對的追求與堅持，絕不妥協或退縮，後人卻多將「無所不用其極」釋為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」的奸險，這正如凡人無法接受「擇善固執」之見，於是「固執」被用作謗詞而無視於其中可能含有的「擇善」精神，若今人以為「小人（而非君子）無所不用其極」，這也是「積非成是」的「新道德觀」。

[2] 朱熹引程子言曰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；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」（《四書集注》〈中庸章句〉）若中庸之意果真為此，則直接改稱之為「道理」豈不更佳，且無誤導之虞，可見「中庸」之說實不恰當，否則不必如此費心宣揚其「正解」。

[3] 聖人或完人雖無情緒仍有情感，其生氣與悲傷不僅俱存，且可能較凡人為深重，這表示仁者氣憤可恨之事、感傷可憐之事，而絕非無情（麻木不仁）。孔子說「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」（《論語》〈里仁〉，《大學》〈釋治國平天下〉：「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」），這便表示求道者富有熱情，因其非激情，故絕無偏激之處。

[4] 近代愛爾蘭文才懷德（Oscar Wilde, 1854-1900）在其劇作中寫道：「溫和節制是件要命的事，激進過分才是成功之道。」（‘Moderation is a fatal thing; nothing succeeds like excess.’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(1893), act III.）這個說法是在批判中庸的觀念，只是它將堅持理想戲謔稱為「激進過分」，這可能引起他人的誤解，但衡量溫和節制與激進過分二種作為，後者也的確較為可取，聖人所以肯定「狂狷」（《論語》〈子路〉：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」），其道理亦同。

[5] Aristotle, Nicomachen Ethics, bk. ii, .

[6] 亞理斯多德認為中庸之道難尋，偏離中庸的陷阱則極多，故為善不易（‘One may go wrong in many different ways, but right only in one, which is why it is easy to fail and difficult to succeed – easy to miss the target and difficult to hit it.’ Aristotle, Nichomachean Ehtics, bk. ii, sect. 14.）；這顯示亞氏的正道有如森林中的一條曲徑，若不能遵行則必迷路，結果前功盡棄而絕無「雖不中亦不遠矣」的收穫，此因追求中庸有如在市場中找尋特定合適之物而非登高遠眺，故「不對」的機率遠高於「對」，「不成功便成仁」。其實真理乃是一個上下的體系，對錯皆在同一途上，接近終極真相即是「很對」或「很好」，反之則為「很差」或「很壞」，並非是不切中便為全盤皆錯，擇善（合理）若是萬中選一之舉，犯錯便成正常（合情）之事，此種謬論確能討好人心，但卻絲毫不能啟蒙民智。

[7] Ovid, Metamorphoses, bk. ii, .